——从卢卡契的《理性的毁灭》谈起

摘要： 卢卡契表明，尼采的哲学以极大的勇气、魄力和天才扭转了市民阶级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基本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用“权力意志”取代 “阶级斗争”；用“起源”代替“成长”；用神话代替“知识”；用“自然”代替“颓废”；用生命的激情代替理智的计算；用不变代替变；用自我肯定代替否定只否定。卢卡契指出，尼采力图证明的是，阶级斗争并没有自动地产生出较高类型的人，所以，它就不可能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作为方法，尼采哲学寻求一种保存和培养自然的最高成就的道德。虽然这种文化政治是针对整个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但在具体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它的哲学含义就包含十分具体的政治性和思想行动的意味。这就是要表明，“变”或历史运动并不能产生超越资本主义的新东西。但与此同时，尼采哲学将“竞争”神秘化、形而上学化，呼吁市民阶级起而自卫，保卫自己的文化和“存在的世界”，投入“为统治地球的斗争”。卢卡契一方面犀利地将尼采“色彩斑斓的隐喻”还原为具体的时代政治立场，对之进行无情的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却又指出，恰恰因为其深刻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尼采的写作远远高于布尔乔亚学院哲学的目光短浅的学究之争，而属于欧洲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冲突”。

在《知识与人类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中，哈贝马斯试图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已经完成了钓理论普遍化——通过把他们的“揭露”(unmasking)方案置于一种更为全面的 理论中。近些年来，哈贝马斯经常批评的一种当代法国思想，却是从怀疑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怀疑怀疑者、怀疑“揭露”开始的。例如，利奥塔(Lvotard) 说，他将用“现代”一词来指称所有依赖一种元话语(即“一种用自己的地位来证明自己合法的话语，一种哲学话语”)来确证自己的合法性的科学，而那些元话语 又明确援引某种宏大叙事，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或财富的创造力的解放。① 他接着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并追问“在元叙事成为历史之后，合法性何处安身?”②在利奥塔看来，哈贝马斯正在提出一个比弗洛伊德主义 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元叙事更宏大的叙事，一个更一般、更抽象的“解放的叙事”。③

《启迪》，瓦尔特·本雅明著，张旭东、王斑译，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即出

德国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年)在西方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蒸蒸日上，目前已毫无疑问地跻身于二十世纪最伟大作者的行列。而在这一小群杰出人物之中，本雅明又属于更稀有、更卓尔不群的一类。对此，早在六十年代末，当“本雅明热”横跨大西洋在北美登陆之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就在她为英文版《启迪》(Illuminations，纽约，一九六八年)所作的长篇导言中详加阐述。在八十年代后期“文化热”期间，本雅明也已进入中国年轻一代学人的视野。《读书》杂志曾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间连载有关本雅明的介绍，《文学评论》和《文化：中国与世界》都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世界电影》和《德国哲学》分别刊载了其名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历史哲学论纲”的中译；而本雅明的代表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亦作为“现代西方学术名著”丛书的一种于一九八九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九十年代又数次重印。从那时起，本雅明的名字，连同“震惊”、“灵晕”、寓言”等等带有他独特标记的批评术语，就回荡在当代中国先锋批评的行文中，并同巨变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碰撞出引人注目的思想火花。

政治刊物有特殊的生存理由，它从事超越首创者的重建，一种对前人特有的检验。物质和制度的压力当然可以斩断任何一份处于鼎盛期的期刊杂志。但是除了这一环境，政治刊物别无选择：为了忠于自己，杂志必须以扩展它们的现实生存为目标，超越那些曾提升过它们的环境和前辈。

《新左派评论》正在步入它的第五个10年，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从这一期起，我们启动新系列的刊物，以保持激进的传统；重新设计其形象，以迎接变化的来临。我将在下文陈述自己关于《新左派评论》今日现状和它应当开始采取的走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