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对苏联式经济体的一个普遍的批评，就是它们对消费者的需求反应迟钝，且提出这种批评的人不光是西方的诋毁者。因此对我们的总论点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明计划经济也能很好地应对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都听腻了的短缺、排队和无用商品的过剩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在特征。本章主要讨论消费品中的社会主义市场概念。

切入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回到我们在第四章中对计划所做的总体介绍。我们将计划区分为宏观经济、战略和详细计划这三个层次。在宏观和战略产业计划的范围内，详细计划主要考虑如何选择最终产出的目标模式，并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来达到这样的目标。但是针对消费品的最终产出目标是如何确定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机制根据消费者们的反馈来调整这些目标？

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变迁和雇佣劳动者状况的研究，需要一种全球视野（陶文昭：《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9期。）。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而深入的发展，社会经济资源正在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配置扩张到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对于发达国家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表现为产业（部门）层面社会分工的延展，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去工业化”特征；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层面特别是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变化，表现为企业“外包”的发展，这导致工作的全球重新布局。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雇佣劳动者受到严重冲击：“去工业化”导致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组织和力量的削弱。“外包”则主要影响白领雇员，导致其生存状况恶化。　

特约评论员 邵钟萍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要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灭亡，剥削、压迫仍然存在，无论统治阶级使出怎样毒辣阴险的招数，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会像烧不尽的野草一般，冲破重重的暴力镇压和洗脑欺骗而不断死而复生，仆而后起，弱而转强。

但是，正如列宁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工人运动不断经历高潮与低潮。工人运动发展的周期性又导致周期性产生策略分歧。如果我们放弃对自我的神化，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包括工人阶级自身在内的一切事物，那就应该理解，每个新的时代下成长起来的“新兵”加入运动，他们不可能完全接受运动各阶段的教训，也不可能霎时间就天才般领悟新的形势提出的任务，因此，有的同志重犯历史上曾有的错误，或将陈旧的斗争方法削足适履地运用到新的条件上，这都是难免的。我们期望，通过同志式的辩论，团结工作，将这种“训练”新兵的成本降到最低。

“中产阶级危机”暴露了它的大部分成员其实是无产阶级的事实，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历史发展趋势没有改变。

二战后的“黄金时期”使西方社会出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文献中，“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使用“阶级”来代表一个用收入水平、消费标准和文化特征来界定的群体，它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不同，后者的阶级概念所指的是在生产中处于同样关系、具有同样利益分配关系的群体。西方社会学理论认为，最富和最穷的人最少、“中产阶级”数量最多的“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但是，“中产阶级”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积累进程的深化，“被挤压的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一道进入了“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危机。有关“中产阶级危机”、“拯救中产阶级”的呼声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不绝于耳。

全面经济计划不是一个流行的思想。看看现在的世界状况，一个人很容易认为计划经济是个过时的想法。经历了美、英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之后的经济增长衰退，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们不如八十年代自信了，但另一方面，垮掉的“铁幕”——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几乎是人们看到的全部。即使资本主义有明显的缺陷，计划似乎没能提供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社会主义者的自信陷入了历史低潮。

我们在逆潮流而行，但我们有足够的自信。传统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失败”并不是虚幻的，但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在俄罗斯被放弃的体系只是计划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目标被以下条件所限定：一个陷入军备竞赛，且经济发展水平一开始远在其敌人——开始是德国，后来是美国——之下的国家。军备竞赛和相应的贸易制裁是美国拖垮苏联的公开、蓄意的政策之一。经济的军事化结构之于社会主义苏联正如其之于资本主义以色列，并非本质特征。其他的模式是可能的，而我们希望提供一个能有效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导向经济平等、政治公正、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体系的概述。其次，我们认为新的、有进取心的资本主义的代价是社会难以承受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将接受这个观点。收入、财富分配和经济安全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的无视；对自然环境鲁莽的破坏——所有这些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负面遗产必须纠正。我们相信，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最有前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