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看病治病的医疗费用飞速上涨。最近几年，看一次病花费上千元、住一次院或动一次小手术花费几万元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而目前的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没到三千元，城市普通劳动者的年收入也在两万元以下。这就使城市和乡村到处都发出了“看病贵，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悲叹。高昂的医疗费用再加上没有医疗保障，使中国的农村地区出现了许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户。

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们狡辩说：“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不是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是由于医院还是国有的。他们因此主张在“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行业改革”的同时，使医院私有化，认为由此就可以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

作者： 弱弱地疯

七月中旬放暑假后，我直接回了家。想着大四可能要去找工作，琢磨着暑假应该到社会上锻炼锻炼，多和人打交道，听说打工是个不错的机会，于是联系了在广州念书的高中同学，准备去他那落脚然后去打工。

没让我想到的是好多工厂六月份已经开始招暑假工，到了七月中旬一般就不要只能干一个月的学生了。一个人第一次离乡打工不敢太大意，担心受骗，面对网上杂乱的兼职信息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真实、合适的工作。后来知道有个亲戚在广州，他在战友开的一个小厂里工作，于是放下了自己独立找活干的想法，向他寻求帮助。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换位。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贰臣”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所谓特殊，指这个群体在政治与情感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党之间，对于国共两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仅仅发生于过渡时期的现象。可以肯定的是，在两个生死相搏的敌对政权之间游离，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是一个被极力遮掩的问题。迄今，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群体，大都是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

在这个成因各异的群体当中，傅作义与他人相较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其反正过程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分为北平和绥远两个部分，两次完成。北平的和平移交，傅作义靠向了共产党，但由于绥远尚未易帜，因此又很难说傅完全脱离了国民党。这种横跨两边、双色参半的畸形状态，造成傅作义在一段时间内其最终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现象上并未完全明确，而是具有一种事实上的双重身份。傅作义的这种双重身份为其双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够的条件。这样，在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当中，傅作义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①

摘要： 美刊《科学与社会》2010年7月号刊登了保罗·考克夏特和戴夫·扎卡里亚题为《信用恐慌：起源与对策》的文章。作者通过回顾20世纪资本主义的演变史，认为新自由主义向食利者利益的倾斜导致经济中非生产性部门和人员越来越膨胀是金融兴盛也是其危机的根源。而当今金融系统发挥了封建社会封建贵族和神职人员的作用，通过它社会的积蓄越来越多地分配给银行家、空军战机和士兵，而使社会贫困化。世界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也是资本主义这种靠利润驱动的生产方式难以继续维系的重要原因。作者提出了废除不公正的债务、取消剥削和投资社会化等应对战略。文章内容如下。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模式不时地被严重的危机所打断，从而导致政治经济体制的重组。当前危机爆发的根本因素是实体经济的失衡，而这是由金融部门前所未有的增长所造成的。而且发达国家将不可能回归到资本积累的扩张时代。

本文是《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写作时的方法论基础。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我是最先完成此文，然后再写作剩余的部分。它也是我在从事其它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中的基本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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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试图建立一种完全客观的经济理论，即强调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结论都必须是可证伪的，然后用实际情况来对该结论进行检验。如果结论与实际情况相符，那么它就暂时可以被接受；如果不相符合，那么它就应该被拒绝。为了保证这种检验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数学工具被广泛使用，因为数学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精确且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分析工具，它的推理过程和得到的结论也非常清晰而容易被证实或证伪，这样就可以为解决经济学上的各种争论提供一个公允的判断标准（弗里德曼，1953）。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能否运用数学模型来分析经济关系逐渐成为判断一项研究学术价值的重要依据，而且其所使用的数学工具也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出现了没有使用复杂数学工具的经济学论文，就很难在国际一流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情况（林毅夫，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