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 这是一篇不错的融工经历的文章，很显然，作者是带着很强的目的性去打工的，就是要认识现实的工人，发现工人的力量在哪，工人的前途在哪。当然，对工人的这种认识显然不是一两次融工经历就能得到的，但是我从作者的文字中感觉到他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以工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建立在工人阶级上的，因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了解工人，学会用工人的方式去思考、去说话。这也是作者最难能可贵的，我也相信作者会在日后更多的融工经历中更全面的认识工人，从而更坚定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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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信丰县一玩具厂工作半个月，在这半个月中除了累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感觉了。如今入xx厂打工，就不仅仅是一“累”字了得的了。

作者：吉厄戈斯·马瑞诺斯[* 本文曾以德文形式发表于德意志共产党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杂志》〔Marxistische Blätter〕2012年第5期，第64—70页。这里的译文是根据希共官网的英译文译出的，部分文字参考了德文进行修订。作者吉厄戈斯·马瑞诺斯〔Γιώργος Μαρίνος-Giorgos Marinos，1954—〕，希腊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4年生于希腊中部优卑亚岛的圣路加〔Άγιος Λουκάς〕，曾为航海无线电操作员，长年领导码头工会运动，现担任全希腊工人战斗阵线执委会成员、世界工会联合会秘书长，领导希共工会工作。]

编者按： 文化革命结束距今已近四十年，但文革的影响却远未消失。国内思想界每次重大论辩中总能够听到文革的回声。自由派认为文革时期的极权主义政权泯灭人性，践踏法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要彻底反思文革，实施民主宪政，不能再让悲剧重演。毛左派则认为文化革命是一场旨在反修防修，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文革虽然失败了，但文革精神永存。文革之前之后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这一决策是无比英明的。无产阶级应该高举继续革命的大旗，跟修正主义作斗争。普通老百姓对文革的态度就更为复杂，他们时而嘲笑文革狂热，时而怀念当时吏治的清廉。矛盾的话语背后，有着开启真正地政治思考的可能性。只不过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时代，人民鲜活的记忆被“十年浩劫”的标签粗暴地掩盖了。

编者： 虽然本文中间某些对工人的描述和结论都不准确，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应该是作者的材料很大部分来自一些公开的媒体资料，因此仅仅看文章前面可能感觉水平并不高，但是文章后面几节对沿海地区制造工厂向内地迁移的探讨十分有意义。尤其是其中对一些工人斗争政治学的思考，很值得重视。譬如，沿海地区新工人由于基本工资不能够满足生存需要，所以不得不加班，甚至对不安排加班的公司不满，这种情况下，工人有组织的斗争要求就单一化为经济目标；而内地的新工人的现状和未来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如果工人的有组织的斗争从单一的经济要求变为更广泛意义上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对一些额外社会要求的斗争，这种工人斗争就必然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调查、探讨的。

作者： 西乡书生

之前读过法国著名实践派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一书，该书由中国知名社会学家李培林老先生所译。但对书不少多问题和现象我一直感到十分不解和困惑。

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社会学专业青年学子，我对农村有最起码的了解，再加之以往的四次下乡调查。所以，读孟德拉斯的著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许多分析论述甚是精彩和到位，其中对于农村的生产变革和农村社区变迁的分析尤其明显。在文本中，孟德拉斯对于农村社会变迁的力量（新生产工具、新植物品种、新耕作方法以及新的组织机构）作了一种谱系学式的追溯，把农村社会的整个流变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区别于其他只会做形式推理和玩概念的理论分子，在这点上，孟德拉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是十分称职和接地气的。

几年前，每当临近委内瑞拉总统大选的之时，很多民营媒体会描绘一幅出即将国破家亡的图景：腐败政权不改善治理国家的方式、不巩固早已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却吮吸着本该用于发展国家经济和公共机构的石油收入。而朝气正盛的候选人乌戈·查韦斯虽在期待巨变的民众中享有极高威望，但竞选结果却令民众大失所望。

近年来，国际媒体将委内瑞拉描述成一个罪犯滋生、食品短缺、电力供给不足、政策失效、经济不景气、政权濒临瓦解的国家。他们根本没有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用片面的描绘让人们误认为那是一群妄图通过民粹主义政策和夸张的口号巩固政权的社会主义小丑，而民众在为此忍受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