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遵义会议的决议里，毛泽东是排在第三位的。实际上，排名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毛泽东重新掌权，这个是最重要的。毛泽东从被冷落的边缘化，重新回到核心，这才遵义会议的核心意义。

受访者： 刘统。1951年生，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东北解放战争纪实》(1997)，《华东解放战争纪实》(1999)，《中原解放战争纪实》(2003)，《唐代羁縻府州研究》(1998)，《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2004)等。

编者按： 根据佩里·安德森的经典评价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即远离了政治经济学的论域，而以哲学和文化为主要的战场，作为一个延时效应，80年代“西马”之风才吹入中国大陆，也从此长期成为了国内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学科流行话语体系。今天，无论论者还如何粉饰以“潜伏”式的良苦用心，其“转进”的疲态终于也被逐渐地——虽然也再次带有延时地——揭示出来了。当着最近几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危机以来，例如以“文化批判”而成名的哈贝马斯，事实上也不再遵循其曾主张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已转移到政治和文化系统，而是走上经济的前台，为欧洲的债务共担、金融监管、社会福利等经济制度方面建言划策，乃至直接化身德国社民党的谋臣，这似乎算是某种程度的“回归”，这是“西马”发展的历史逻辑，从而也不能不是中国“西马”研究发展的理论逻辑。这里我们选取的几篇文章，都是“西马”研究者对这一趋势和意义的谈论——不过，转进之故，正是回归之难，这岂止是囿于识见、基于偶然呢？当着对今天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欲言还休之际，回归乃至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即“批判的和革命的”，又如何可能呢？

1914年8月4日，德意志帝国议会和法国国民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都一致投票批准了战争债券。在那天投票的议员当中，有些在不到一周前还在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的支持下进行会晤、争取和平。这些议员起初的反战姿态反映了国际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宣布、并在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重申的公开政策。这一政策不仅要求社会党人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战争，还要求他们应该“利用战争制造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鼓动群众，从而加速资本家阶级的统治的垮台”。尽管上述方针得到了一致认同，但在8月的第一周里，并不只有法德议员投票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企图。两天前，比利时社会党人投票与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边，而这一幕在不久前也由工党议员在英国议会上演了，虽然是在该党反战领袖拉姆塞·麦克唐纳下台之后。与此同时，通过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大量刊载叫嚣战争的文章，奥匈帝国的社会党人补偿了自己曾拒绝过一次的投票机会。

【内容提要】中共早期因师法苏俄和接受苏俄“先党后军”的指示,未能积极注意军事,待北伐推进,国民党武装坐大,中共方感受到危机,开始关注“枪杆子”问题,并试图有所补救。但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中共始终未能组建自己的党军。零星而边缘化的军事尝试并不成功。然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军事武力的认知与构想并非没有意义。从短期看,中共因忽视军事而遭致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但从革命长程观察,中共注重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却具有全局性和长远的意义。后来被誉为“三大法宝”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中,至少有两大法宝是在陈独秀时期奠定的。若以1927年为视点,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显然是中共早期革命顿挫的要因;若以1949年为视点,则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又似乎是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不二之途。

作者：小张

我是万千大学生中普通的一名，为了挣些外快，春节期间去了本市的某饭店做了半日制。这家饭店在本市挺有名气的，设施，建筑风格都很有档次，工资待遇在我们那的服务行业也算不错的。是本市一个食业有限公司旗下的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