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共享一个前提，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依旧是理解我们社会经济困境的起点。然而，为了把握这一困境的特征，我们必须摆脱马克思革命历史主义的最后残余——即便它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基础。这是在历史观上最糟糕的马克思：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

路易•阿尔都塞是法国最具原初思想也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与安东尼奥•葛兰西一起并列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作为哲学家的整个职业生涯是在声望极高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渡过的，他的声明也与他在巴黎大学举办的系列研讨班联系在一起。但在1980年11月16日后，他的名字在法国更加为人所知了。那天早上八九点钟，阿尔都塞身穿套着晨衣的睡衣冲出自己的房间，跑到高师的庭院。他发狂地叫喊着：“我的妻子死了，我的妻子死了”，一遍又一遍。住在高师的医生埃蒂安(étienne)听到了阿尔都塞的呼唤，马上赶了过来。他发现阿尔都塞的妻子，艾莱纳•希特曼(Hélène Rytmann)（也以艾莱纳•乐高天[Hélène Legotien]的名字为人所知）确实死了。但在这时，阿尔都塞又叫了起来，“我杀死了我的妻子，我把她扼死了，我杀了她”。阿尔都塞处在一种极度可怕的混乱与激动状态，而就在他四处走动的时候，他的尖叫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站在周围的学生，他们站在边上，陷入了困惑，不知道可以，或应该做些什么。

摘要： 本文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机器、资本与劳动三者之间的关系，辨析了技术发展与劳动过程变迁之间的关联，把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还原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通过对资本与劳动间的形式吸纳、实质吸纳I和实质吸纳II等三种关系的区分，以及对“机器本身”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四因”的分析，本文循着马克思的方法，重构了一个串联起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和芬伯格，再到奈格里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的概念框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四种技术批判：产品批判、过程批判、设计批判和主体批判。本文阐明了，技术体系之内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任何向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的可能转变，都将取决于劳动对资本的斗争。

关键词： 机器、实质吸纳、异化、劳动过程、普遍智能、芬伯格、奈格里

编者按: 北朝的工业党最近推出了一本《大目标》，声称这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喊话。相比情怀党和阴谋论，工业党的确有颇多可取之处，但我实在不认为这是一种有多新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其工艺学和技术史笔记《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就有了“工业党”意识，在《资本论》中的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更有专门表态。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语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结合语境，我认为这只是一句修辞，而非理论论断，但这句话经常被修正主义者断章取义）。及至斯大林主义，更是把工业党发挥到了极致，在那个时代的工业党眼里，社会主义的经济特点就是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增长，以至于后来苏东各国都产生了“电冰箱社会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者天生就是工业党。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是在国内阶级斗争中走资派取胜，一方面也是在这种理论教条提供了复辟合法性，同时它也迎合了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当时成了畅销书，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反共产党宣言》居然可以在中国出版。这些意识形态谬论，一起构成了中国修正主义的历史基础。所以，今天中国互联网的工业党喊话，在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运史的人看来，一点都不新鲜，不过是教条主义+工具理性的产物，是总设计师的理论奶水哺育成长的罢了。

关于工业党与《大目标》的批判，暂且按下不表，今天要发的是马前卒关于此书的一篇结语，标题很惊悚，叫《中国文明只有63岁》。

复辟年代，社会上充满挂着“真相”牌坊的意识形态宣传，许多群众难免用意识形态来思考历史，而他们由于阶级立场难免又用阶级本能思考历史，因此在这些人身上显现出一种严重的精神分裂，“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这也正反映出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即人是社会性动物，它生活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而马前卒这篇结语，由于其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倒是治疗这种精神分裂的一剂猛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作者在重大概念上辨析不清、历史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这些问题也是需要指出的。

当然，“63年论”不过是一个噱头。新中国能否独立作为一个文明而存在？这个文明是之前文明传统的延续还是发生断裂的产物？这些问题都可以做更深入的讨论，但并不关涉问题的核心。这篇“标题党”范文的意义只是在于表露立场。作者也许只是想告诉你，无论我们有着怎样的《大目标》，都不能忘记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真正起源——革命。

下文便是马前卒的文章，读者们可自行鉴定。至于《大目标》一书，本站后续会发布针对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敬请关注。

作者： 涵與

从其本质上来看，虚无主义毋宁说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这种基本运动表明这样一种思想深度，即，它的展开只不过还可能引起世界灾难。虚无主义乃是被拉入现代之权力范围中的全球诸民族的世界历史性的运动。因此之故，虚无主义不只是当代的一个现象，也不只是19世纪的产物……也不仅是个别民族的产物，即便这些民族的思想家和作家专门谈论了虚无主义。那些误以为自己摆脱了虚无主义的人们，也许最深刻的推动了虚无主义的展开。这个最可怕的客人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也不能说出自己的来源。

——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对国人来说，日本是一个最熟悉不过但又最陌生的邻居。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文化上,日本都处在一个奇特的位置上。不能说它离我们很近。但更不可能说，日本是远离我们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位置，日本文化对当代中国才有这一种无法忽视的影响。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语言的途中》指出，探讨在 德文中（erörterin）首先意味著指示位置（ort），然后意味著留意位置，这两者乃是探讨的准备 步骤。他是一个德国人，我们是中国人，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日本的文化。看起来这似乎应该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开始，但是在今天，却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欧洲人 的社会文化并不是希腊-罗马的，日本的文化并不是日本的，中国也并没有“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是处於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尽管表面上是以一种 西化的形式——即，看起来，西方文化似乎统治了世界。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和当年的海德格尔一样，对日本文化做一番探问。但日本是一个特例，日本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或许这样说更好——即日本根本不是一个西方国家， 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地理上、政治上）。但对於现代性弊端，日本社会却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之一。这是为什麽呢？本文的目的在於就其进行一些探讨，而在刚才我们提到了首先在於指示和留言位置。那么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去考察这一问题？

作者： 瑰行琦意

这篇文章是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演上发言的演讲稿。

《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著名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她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楚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在郑重的宣称“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着做一个人”之后，毅然决然的走出家门。1879年《玩偶之家》在欧洲首演，“娜拉离家出走时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的欧洲，亦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知识分子们。至此，娜拉“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也成了当时激进女性的的效仿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