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夏天我曾去北京参加一次纪录电影的论坛,会上邂逅荷兰学者Kee Bakker,他来自伊文思的故乡,是Joris Ivens and the Documentary context一书的主编。Bakker先生把这本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文集送给了我,并且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希望纪录片在中国能够和故事片一样重要。我相信,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来自伊文思,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也是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纪录片导演。这本书收录的文章来自不同的国家,主题众多,包括讨论伊文思与意大利,伊文思与法国,但是书中没有来自中国的学者,也没有文章来讨论中国与伊文思的关系。
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伊文思在中国拍摄《愚公移山》之后,一直问自己:在我们走了之后,中国人会怎么评价我们?中国,这是一个与伊文思的生命、信仰和追求血肉相连的国度,他把自己最后一部自传性和总结性的电影《风的故事》选择在中国拍摄,并且用大量的中国意象作为他自我理解的展开。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的伊文思一辈子却信仰和投身于社会主义,在晚年,他这样总结: